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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視野、新的開拓——讀王昆吾先生《從敦煌學到域外漢文學》

2005/3/29 14:38:35    龔澤軍  閱讀28216次
 

王國維曾云:“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見”確然,二十世紀最明顯的例證莫過于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的發現,大批敦煌文獻的出土,使眾多學者畢至,形成了二十世紀蔚為壯觀的世界性漢學——敦煌學。二十世紀后期,陳慶浩、王三慶、鄭阿財等學者編輯、出版了《越南漢文小說叢刊》(以下簡稱《叢刊》)第一、二輯,越南漢文文獻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學者開始關注越南漢文文獻,論著不斷問世,王昆吾(小盾)先生的《從敦煌學到域外漢文學》(以下簡稱《文學》)即為代表之一。

《文學》一書乃先生近年來學術成果的匯編,收有敦煌學、音樂史、中國文學、越南與東干文學等方面論文十三篇,其中最能體現先生近年來研究方向和軌跡的是敦煌學、越南與東干文學等方面的七篇論文,“它們(編者注:越南與東干文學)和敦煌學一起,構成了本書所論述的主要內容”

敦煌文獻從它被發現的那一刻起就備受世人的關注,《敦煌論議考》、《越南俗文學和敦煌文學研究、文體研究的前景》等三篇論文則是這方面的典型代表,且處于研究的前沿。前者用歷史研究與個案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對敦煌論議進行了詳盡的考察,為我們詳細的描述、分析敦煌論議的文本以及論議產生、發展及與其他伎藝的關系等問題,揭示出敦煌俗文學中如論議這樣一些獨特文本不為人所注意的一點:作為民間伎藝的本質。后者則是結合越南漢喃文獻中的俗文獻來研究敦煌文學,如俗賦、曲子詞、《孔子項橐相問書》、《太公家教》等,這樣一方面拓展了研究的范圍,另一方面也就加深了對敦煌文學的性質、傳承等方面的認識,再結合它來研究中國的文體,提出了“依據文體展開的方式來辨認文體”,這樣就使我們對中國的文體有更加深刻的認識,不再局限于以往的認知。

越南漢喃文獻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大概是在二十世紀后期,但時至今日,這批文獻并沒有引起學者的特別關注,尤其是中國大陸學者。王昆吾(小盾)先生則是一個例外,他一方面利用這批漢喃文獻來研究中國文學,一方面對這批漢喃文獻本身進行充分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文學》所收的五篇論文則是這方面的代表。

對漢喃文獻進行研究,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須對這批文獻進行整理、分類,較早的當屬陳慶浩、王三慶、鄭阿財等先生編輯、出版的《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一、二輯。《<越南漢文小說叢刊>和與之相關的文獻學問題》(以下簡稱《問題》)一文就是對《叢刊》進行客觀的評價,并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它首先充分肯定了《叢刊》,認為“從文獻學角度看,《越南漢文小說叢刊》最重要的特點是有細致的整理體式。”“《叢刊》另外一個意義還在于:它不僅提供了一批小說研究的資料,而且提供了關于越南漢文小說的一種理解。”同時也指出了不足及其原因所在:主要表現在分類理論的自相矛盾、分類的自相矛盾原因就在于分類時采用了多重標準,指出了《叢刊》五個方面的遺漏,最后提出了自己的分類,認為可以分為章回小說、傳奇小說、筆記小說、事跡傳等四類,并對每類的淵源進行了分析。這不僅對越南漢文小說的整理和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對越南漢喃文獻的整理和研究也同樣具有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如此,王昆吾等學者做了一件特別有意義的事情,即編輯、出版了《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這就為今后越南漢喃文獻的研究打下了一個重要的基礎。

《越南本<孔子項橐問答書>谫論》一文,則是比較越南本《孔子項橐相問書》(以下簡稱《相問書》)與敦煌本、藏文本、明本等不同寫本(刻本)之間的異文,認為藏本、越南本、明本之間的關系最為密切,提出唐五代時“《孔子項橐相問書》大略有北方、南方兩個同源異流的傳播系統”的觀點,并分析了不同本《相問書》的生存環境,認識到生存環境對文體意識的影響。《越南俗文學和敦煌文學研究、文體研究的前景》一文充分結合越南漢喃文獻來研究敦煌文學、文體,前面已有分析。同時,也對越南漢喃文獻本身進行研究,《越南古代詩學述略》即是如此。他認為越南古代詩學是在俗文學與應用文學的環繞下發展的,因此不同于中國詩學,同時又認為他是中國詩學的一個分支,因為“它沿襲中國詩學文體,主要有序跋、書札、筆記三種體裁”,并對這三種體裁的詩學文獻進行了梳理,指出了越南詩學的兩個顯著特點:較富倫理學色彩的詩歌理論、主張兼容并蓄及明清后偏愛性靈理論,這樣就使我們對越南古代詩學理論有一個大致的了解。

《東干文學和越南古代文學的啟示——關于新資料對文學研究的未來影響》(以下簡稱《啟示》)一文,就東干與越南等新資料對未來文學研究的影響和作用從文化、文學史、文字、詩等四個類別,結合文獻資料和田野資料進行文學傳播研究、文體觀念、文學分類觀念的歷史性和區域性、文化交流及其對新文體的影響等十個問題來加以詳細的分析、說明,這是從理論的角度來闡述這批新資料對未來文學研究的作用和影響,使我們重新認識這批新資料的作用和價值。并且提出了解決當前學術研究中出現的種種弊端的兩條途徑:其一,加強對新資料,特別是弱勢文化資料的重視;其二,提倡通過歷史研究、個案研究來解決一般的理論問題。

王昆吾(小盾)先生的《從敦煌學到域外漢文學》一書將我們帶入了一個新的研究領域:越南漢喃文獻與東干文學。這是一個以前不被我們所特別關注的領域,面對這樣一個新的領域,王昆吾(小盾)先生在《啟示》一文所提倡的兩條途徑上認真的實踐著:對新資料的重視,尤其是象越南、東干這樣弱勢文化的資料的高度重視,將這樣一些新資料引入中國文學、中國文化的研究中;對敦煌學、越南與東干文學的研究,往往都是通過歷史研究和個案研究來解決一些理論問題,如前面所分析的《敦煌論議考》、《越南本<孔子項橐問答書>谫論》等。正如先生在《問題》一文中所云“對于中國學術界來說,越南漢文化研究是一片亟待開墾的處女地。”、“對于21世紀的中國學術來說,越南漢文古籍代表了一個莫大的希望。它和20世紀初的敦煌文獻一樣,將成為中國古代史、古代文學、古代語言、古代藝術、民族史等眾多學科的新的支撐點,只不過目前尚在沉寂中消蝕,未得到有效的開發和搶救。”如越南漢喃文獻、東干文學等一些新資料,在王昆吾(小盾)、陳慶浩等學者的呼吁與號召下,必然會在21世紀的學術研究中起到不可低估的作用。

 

[刊於《中國俗文化研究》第二輯。成都:巴蜀書社,2004年第1版。]



陳慶浩、王三慶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一輯,臺北學生書局,1987年;陳慶浩、鄭阿財、陳義主編,《越南漢文小說叢刊》第二輯,臺北學生書局,1992年。

王昆吾,《從敦煌學到域外漢文學》,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版。

王昆吾,《從敦煌學到域外漢文學·后記》,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版。

對于《越南俗文學和敦煌文學研究、文體研究的前景》一文,王昆吾(小盾)先生將它歸入到敦煌學一類,但我們認為它是一個兼類,也可以歸入越南與東干文學類,因此它就被同時歸入了兩個類中,這也就是我們在開始的時候說敦煌學、越南與東干文學共有七篇論文,在后面的分論中說敦煌學有三篇,越南與東干文學有五篇的原因所在。

劉春銀、王昆吾、陳義主編,《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上、下,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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