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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研究三十年——在中國俗文學學會成立二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

2005/10/11 10:30:44    北京大學 段寶林  閱讀33843次
 

我是教民間文學的。民間文學屬于俗文學。但是,為了研究民間文學的藝術價值,我又不能不研究它與作家創作的關系。在我所概括的“三大價值”中,藝術價值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還包括藝術。(《民間文學的社會價值》一文,1964年在北大《學報》發表,這是為紀念“歌謠周刊”四十周年而寫的。)這是雅俗研究的前奏。

我真正開始進行較深入的雅俗研究,是從1972年正式開始的。當時為了批判林彪的反革命綱領“天才論”,證明人民群眾在文學創作中的基礎作用,系統清理了一下民間文學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與作用,寫成了一篇比較長的文章。經過綜合概括,我得出了四個結論:

1、  民間文學是文學的始祖,它的歷史比作家文學長幾十倍也不止。

2、  民間文學在文學史有崇高的地位。《詩經·國風》、樂府民歌以及《荷馬史詩》算是文學經典之作。

3、  凡是重要的文學體裁幾乎都出自民間文學之中,四言詩、五言詩、七言詩、詞曲、話本、雜劇等等。

4、  古今中外第一流的偉大作家幾乎都受過民間文學的哺育。從屈原、司馬遷、曹植、李白、杜甫、白居易到蘇軾、關漢卿、施耐庵、羅貫中、吳承恩、曹雪芹、蒲松齡、魯迅……乃至古希臘悲喜劇作家、維吉爾、奧維德、但丁、薄迦丘、莎士比亞、拉伯雷、莫尼哀、巴爾扎克、普希金、果戈里、托爾斯泰、歌德、海涅、拜倫、雪萊等等天才作家,都重視學習民間文學而加以創新。

這篇文章寫成后,交給中文系領導,以為是對反對“天才論”的有力批判,不是講空話的,而是用大量確鑿的事實說明問題的。然而,事與愿違,此文受到全系大會不點名的批判,說有人又在販賣“封資修黑貨”,這是“階級斗爭新動向”。當然不能發表了。但后來我還繼續搜集資料,研究這個問題。1974年秋到北京人民機器廠“開門辦學”,給工人大學文學班講文學創作課,向圖書館借了大量中外名著及作家作記(感謝陳文良同志送書去工廠),我抄錄了許多創作經驗的材料,研究他們成功的奧秘,他們與民間文學的關系,用以充實我的文章,我以為我的文章是建立在事實的科學基礎上的,是顛撲不破的。“四人幫”垮臺后,我回北大還講“創作論”,把資料編成《西方古典作家談文學創作》(上下冊)鉛印講義,寄了一套給文學大師茅盾先生請教,他在信中說:“你花了很大功夫,令人敬佩。”對此作為肯定。在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1980年初版,1983年再印)時,茅盾先生題寫了書名,改為“西方古典作家談文藝創作”,涵蓋面更廣了,但仍以文學為主。

19785月初,我把修改定稿的《民間文學在文學史上地位與作用》一文打印,作為北大“五四科學討論會”的論文發表,當時得到了系主任季鎮淮等許多師友和學生們的好評。77級班長岑獻青、高小剛還報考民間文學研究生。

197810月(幾乎與“三中全會”同時)在蘭州召開了“中國少數民族文學教材編寫暨學術討論會”,全國各地一百多位學者與會,但論文卻只收到十篇,因60年代除北大外,各高校都取消了民間文學課之故。我提供了三篇論文,大會主持人魏泉鳴看了,對我說:“這篇《民間文學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與作用》是綱領性的,你在大會上做一個報告。”這使我受寵若驚。當時鐘敬文先生與許鈺同志也參加了大會,但不少人不認識,我就對魏泉鳴同志說:“鐘先生是老專家,應該讓他先講。”于是,鐘先生講了半小時,我隨后做學術報告,講了兩個小時。這個大會是在西北民族學院的大禮堂開的,除全體代表外,還有西北民院和蘭州大學中文系的師生數百人。對《民間文學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與作用》一文反應強烈,一位內蒙古的老師說:“我是搞《嘎達梅林》的,文革中被打壞了脊梁骨,我感到搞民間文學真危險,以后決心再不搞民間文學了。聽了你的報告,知道民間文學這么有價值,偉大作家們都非常重視民間文學,我今后一定還要搞,而且要搞得更好。”藍鳴恩、韋其麒、黃皓等許多同志都說很受啟發。有人說:蘭州會議為新時期民間文學敲響了開臺鑼鼓,為民間文學的振興奠定了思想基礎,我想是符合事實的。也有人想抹殺或淡化這個事實,但歷史是抹不掉的,蘭州會議提高了人們對民間文學重要價值的認識,使不少從事其他專業(如文藝理論、現當代文學、寫作課等)的人改行教民間文學,使民間文學事業的恢復和發展的步伐大大加快、并遠遠超過了文革前的規模,蘭州會議是“功不可沒”的。

《民間文學在文學史上的地位與作用》一文是直接研究雅俗關系的。其他兩篇文章實際上也是研究了雅俗關系的,但是尚未從這個角度深入研究,還大有潛力可挖。一篇是《西藏倉洋加措情歌的思想和藝術》,這“情歌”既是古典作家的創作,同時又是流傳極廣的民歌,還不是“雅俗結合”的嗎?另一篇論文是《民間長詩管窺》,此文系統分析了中國少數民族民間長詩:抒情長詩、神話史詩、英雄史詩、婚姻愛情長詩。這些長詩,大多有手抄本,甚至還有木刻本。是文人寫的民間作品,長詩的吟唱者巫師(如畢摩、東巴等等)、歌手(如贊哈、鐘懇、江格爾奇等等)許多是掌握文字、經典的高級知識分子,他們記錄、改寫乃至創作長詩,還不是“雅俗結合”的嗎?可惜我們對此還缺少深入的研究,值得今后去開發。蘭州會議突出地提出一個建議:為歌手、藝人平反!此建議作為“恢復民間文學創作”的呼吁書的一部分經過新華社的轉發,傳遍全國。這段歷史幾乎已被淹沒,作為見證人與參加者,我有責任對歷史負責,把它講述出來。這是一種科學的態度,對今后的研究是有用的吧。至少這段學術史是不該抹殺的吧。

蘭州會議之后,我到21齋屈育德同志家斗室去看望他們。金申熊(后改名開誠)同志說:“鐘敬文先生感到很欣慰,說年青人成長起來了。”屈育德同志說:“鐘老說段寶林真不簡單,民間文學課講了七遍,我也沒有講那么多遍。”后來鐘老編《民間文學概論》教材時,又派許鈺同志找我,我把六十年的講義給他們作參考。后來他們基本采用了我的體系。教材中單列一章講“民間文學與作家文學的關系”,這一章是汪玢教授執筆的,她說我在蘭州會議的文章是她寫這一章的主要參考,當然,她又作了新深入和開拓,寫了作家對民間文學的影響。后來又發表了專著《蒲松齡與民間文學》一書。

雅俗關系問題是文藝發展的非常重要的問題之一。要研究深入,必須掌握它的發展規律,這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所要求的。于是,我又根據毛主席《實踐論》的指引,進行“由表及里、由淺入深”的思考,努力發現雅俗關系的規律,這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進行的,這個過程有八、九年,終于在198712月寫成,發表在《光明日報》19871215的第三版頭條,這是一篇大文章,名為《文藝上的雅俗結合律》,大概因為大標題是豎排的,報紙裝訂時容易把它訂進去,所以此文似乎不大為人所知,但我以為這是探索文藝普遍規律的一個新的突破,在論證這個藝術規律時,不僅列舉了古今中外大作家的典型事例,而且對音樂、美術、舞蹈等藝術門類中的雅俗結合規律也作了探討,特別是對現代派藝術大師畢加索、馬爾克斯與民間文藝的關系作了論述。這就說明雅俗結合的規律是創造偉大藝術的條件之一,不僅在古代如此,現代也是如此,不僅中國適用,外國也同樣適用。可惜此文影響不大,最近編論文集收入此文,希望得到更廣泛的認知。

1988年我和祁連休主編的《民間文學詞典》出版了。在詞典中我特別加了一類“古今中外大作家與民間文學的關系”,這一部分是我親自寫的,主要是羅列了事實,提供了確鑿的信息。但在編寫中也為“體例”問題有所爭論,有人說“不合傳統詞典規范”,但最終還是容納了此項內容,這正是中國第一本民間文學詞典的特色之一。在詞典中有古代十位作家的詞條,而現代則有27位作家與民間文學關系的詞條,外國作家則有93位作家與藝術家學習與改編民間文學的詞條。當然這還是很不全面的,但已更充分地證明了雅俗結合律的存在。這部詞典不為人所知,可能與我們得罪了一位權威人士有關。1984年在石家莊開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第四次代表大會時,因為我堅持民間文學研究應以文藝角度為主,抵制以民俗學、人類學角度為主的大會報告,受到羅永麟等許多代表的熱烈支持,所以選舉時,我們得票最多。河北教育出版社當時請我主編一部《民間文學詞典》,我請他們找社科院祁連休同志,但祁連休說還是由我主編他為副主編,后來我們兩人共同主編,經兩三年努力終于完成。在編選時我曾提出讓北師大的同志參加,但有人堅決反對,說讓某權威知道了就可能說這個條件不成熟,那個問題難解決,我們就甭搞了。結果就主要由社科院、民協和北大的人去干了。誰知出版社的人給某權威送書時,他忽然大發雷霆,說:“這詞典的編寫,我怎么不知道?”使出版社十分恐慌,忙讓我去進行解釋、檢討。我覺得我們做了開創性的工作,沒有什么錯誤,為什么要去檢討。這樣這部詞典也就成了“私生子”了,人們也就不敢過問。但這是“第一部”,同后來出的比較,在不少方面仍有自己的特色。今天看來,在理論體系上,在史詩、故事、傳說、神話、謎語、對聯、民間文學組織及學術活動、外國民間文學等許多方面,是經得起考驗的,很有參考價值的。這也是我雅俗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90年代,在雅俗研究中,我重點驗證“雅俗結合律”,又結合劉紹棠的鄉土文學進行研究。劉紹棠是由民間文學哺育成長的作家,以“民間文學作家”為榮。我寫了《劉紹棠鄉土文學的藝術魅力》、《鄉土文學與藝術規律》以及《鄉土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等文章,被選為“劉紹棠鄉土文學研究會”會長。除了在北大開了“俗文學”選修課之外,又開了“鄉土文學”專題課,此課在澳門大學也講過,還開了“新詩與民歌”、“新詩研究”等專題課,并為本會編的《中國俗文學概論》撰寫了“俗文學詩歌”一章。還給《文藝報》寫過《大作家與通俗文學》,此文曾參加臺灣第一屆民間文學討論會,編入文集,并譯為英文參加肯尼亞召開的“世界民間敘事研究學會”的“民間敘事的權威問題”學術討論會。《印度民間文學研究》刊物的創刊號刊登了這篇文章,發生了一定的國際影響,這也是對“雅俗結合律”的闡揚。在《中國民間文藝學概要》(1998年澳門大學圖書中心)一書中,有一節專門論述雅俗結合律。此外,還寫了《中國俗文學與北京大學》、《騷體的反思》、《活著的寶卷》、《小說與民俗》、《民間故事的發展前景》、《老舍與民間文藝》、《21世紀民間文藝走向》等文章,這也是對雅俗研究的一種發展。

雖然自己作了努力,但在整個雅俗研究中,仍是滄海一粟。往往掛一漏萬。如對許地山就缺少研究,后來又寫了《許地山善說笑話》等文。這些成績的取得,都是與俗文學學會師友們的教誨和幫助分不開的。俗文學成立二十年來,正是我出成果最多的時期。我為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刊授大學的“俗文學”一課,寫了講義,還寫了《趙景深先生與民間文學》、《季羨林先生與民間文學》、《蔡元培先生與俗文學》、《蔡元培先生與民間文學》、《魏建功先生與民間文學》以及《中國民俗學之父——紀念顧頡剛先生一百周年誕辰》等長文。最近已把一本厚厚的《俗文學新論》文集編成,即將出版。今年整整七十歲了,這也是一個小結。

民間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基,而根基是深入地下,看不到的,一般人(包括不少專家)看不到民間文學的重要。

社會上很多人看不起俗文學,當我的《西方古典作家談文藝創作》一書出版時,一位好心的朋友對我說:“當時如果你堅持研究文藝理論,成就一定要大得多。”言外之意,當然是搞俗文學研究有些不值。但我并不這么看,我研究民間文學、俗文學,正是為了糾正文學研究中只顧雅不顧俗的偏頗,堅定地認為不了解俗文學是絕對研究不好文藝理論的。我當年離開文藝理論轉入民間文學,正是為了更好地研究文藝理論。這一點與朱光潛先生不謀而合,先生三十年代在《歌謠》周刊發表長文,說他在看到民間歌謠之后,對新詩的看法發生了很大變化。當我到他家給他送書后,又去問他對書中內容有何意見,特別是有何錯誤時,他知道我是研究民間文學的,以為我想改行了,即說:“書中沒有錯誤,不過你搞的民間文學非常重要,還是要以研究民間文學為主。”

1958年畢業時算起,已經46年了,在民間文學、俗文學崗位上揮灑了汗水,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但還是充滿愉快的。我相信,雅俗研究是人類文學所絕對必要的。因此,無怨無悔,越干越起勁。(完)

                                                  2004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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