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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國如鄉鄰,古今如旦暮——聽康達維教授講座有感

2016/5/16 10:40:10    中國俗文化研究所2015級博士 石英  閱讀4512次
 

春天的川大格外美麗,文科樓外的梧桐樹灑下大片綠蔭,四周到處鳥語花香,生機盎然。早已聽聞康達維教授學問淵博,對學生熱情關愛,期待了,又期待……終于等到他的到來。54日,在曹順慶院長、周裕鍇教授的陪同下,康教授一身正裝,滿頭白發,精神矍鑠地走進教室。曹順慶院長首先向師生們介紹了康教授的學術成就,并對康教授表達了熱情真摯的歡迎;隨后代表謝和平校長授予康達維教授“四川大學客座教授”聘書。簡短聘任儀式之后,康教授滿臉微笑,流利地用中文跟大家問好,侃侃而談起來。他說:西班牙哲學家荷西·奧德嘉·賈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在《翻譯的困境與妙境》里提出:‘語言使人們隔離,使他們之間無法溝通。這不僅僅是因為語言不同,還有源于相應心智體系所造成的不同精神狀態。探其根源則是源于不同的哲學思想,迫使讀者從自己的語言習慣轉向原作者的語言習慣。不得不讓讀者進行一次隱喻意義上通往異域的行旅,而行旅的終點則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國度,其中涉及到古遠的時代和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文明。’這段開場白使我大受啟發。縱觀世界歷史大事件的沖突與融合,大多都是因其思考問題角度的不同所產生的誤會而造成的結果。而在語言差異的表象之下,更深層的差異乃是哲學思想體系的不同。文明則是這些差異、沖突所激發、沖撞出來的絢麗奇葩。

接著,康教授進一步比較了東西方不同漢學家的翻譯。如:龐德(Ezra Pound)和威利Authur Waley)、塞思(Vikram Seth)和約翰·特納(John Turner),以及喬治·斯坦納(Goerge Steiner與納博科夫Vldimir Nabokov的翻譯理論等。關于塞思與特納的翻譯,康教授引用了他們關于李白《望廬山瀑布》一詩的翻譯,他更贊成賽思翻譯的簡潔明了、一語中的。至于龐德和衛利關于《古詩十九首》的翻譯,康教授認為龐德不太懂中文,他的譯作是從日譯本轉譯的,所以龐德的意象派作品中汲取了某些日本詩歌如haiku俳句詩的寫作形式及特點。斯坦納在《通天塔之后》(After Babel)中評論道:“僅從漢學的基礎上看,一首由不懂中文的詩人龐德翻譯的漢詩要比由漢學翻譯家威利的翻譯更貼近原文。”但是,與之相左的是Roy Andrew MIller卻認為:“翻譯必須具有字字斟酌、探討語言和文字本義的勇氣。”由此可見,如何翻譯是十分困難的事情,對譯者的學識、眼光,以至于文筆都有很高的要求,尤其是翻譯漢賦,里面充滿了各種名物難以考據,讓譯者無從下筆。

因此,康教授指出英譯中國中古文學有如下一些難點:一、復音詞,康教授推薦了《賦中描寫性復音詞的翻譯問題》一文,認為賦中極多這類詞匯。如郭璞《江賦》中有兩句包含了四個聯綿字:“潏湟淴泱,㶖㴸㶒瀹,康教授介紹了李善和胡紹瑛的注釋,然后翻譯道:Dashing and darting. Scurrying and scudding. Swiftly steaking. rapidly rushing. 句中押頭韻的譯法功力十分深厚。二、無現成的英文的一些詞語。如“昆吾”一詞,原指火山頂上發現的一種富于銅和金的礦石,因此英語譯作“vulcan stone(火山石)。又如《子虛賦》: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琘昆吾,瑊玏玄厲,碝石碔砆。碔砆一詞具體是哪種礦石也很難確定,康教授按照字義譯為 “warrior stone”(武夫石)。此外,還有一些中國神話中的奇人或是怪物。如:“鸞”譯為“simurgh”、“凰”譯為“phoenix”、“蟃蜒”因為缺乏合適的英文辭句,康教授只好采用音譯的方式來表達這種動物的名稱,譯為“manyan”。三、辭賦英譯中顏色字的處理。如潘岳《射雉賦》:摛朱冠之赩赫,敷藻翰之陪鰓。首葯緑素,身拕黼繪。青鞦莎靡,丹臆蘭綷。康教授指出該句顏色眾多,十分難譯。周裕鍇教授后來在新浪微博中感嘆道:“朱、赩、綠、素、青、丹皆為顏色,即使忠實原文如康教授者,其英譯只譯出green and white(綠素)二色。若遇上‘一朵妖紅翠欲流’之句,則更易出錯。‘翠’是fresh,而非green。”

最后,面對這些困難,康達維教授總結出翻譯必須注重考據學、版本學,還要通曉音韻學知識。他十分強調納博科夫的話:最艱澀的逐字翻譯要比最流利的意譯好上千倍。雖然康教授并不完全贊同這一觀點。認為翻譯還是應盡可能做到流暢而非艱澀,但是,流暢必須建立在對原作應有逐字逐句的理解之上。如:《古詩十九首》中青青河畔草一句,龐德將譯為blue犯了錯誤;另一譯者將今為蕩子婦蕩子譯為drundard(酒鬼)更離譜。《文選》李善注中引《列子》道:有人去鄉土游于四方而不歸者,世謂之為狂蕩之人也。康教授認為這才是“蕩子”的意思。再如:王維《積雨歸輞川作》詩中松下清齋折露葵,羅賓遜(G.W.Robinson)露葵譯為 sunflower (向日葵)。其實向日葵是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以后才傳到中國的一種植物,到目前在中國只有四百多年歷史。王維距今已一千多年,他生活的時代中國根本沒有向日葵。詩中的“露葵”實則為一種可食用的莼菜。因此,康教授采用了納博科夫的翻譯方式,即:“我要在譯文中加入大量的注解,注釋就像摩天大樓一樣向上攀升,達到這張書頁或是那張頁的頂端,占據了整頁篇幅的大部分,而在注釋與永恒之間,只留下少許的譯文。”故康教授的翻譯譯文經常只有短短幾行,但是,其注釋部分卻連篇累牘。用這樣的方式,康教授就很好地解決了英譯中國中古文學意譯與直譯的矛盾。其譯文流暢優美,注釋準確得當,所謂雙美俱全矣。而康教授提出的考據、版本、音韻,皆我國傳統古典文學解經之基礎,可謂國學中之國學也。其始于漢代古今文之爭,經歷代學者的推崇,至清代乃大興。遺憾的是傳至今日,精于此道者寡矣。康教授作為一個美國學者,能一再強調考據、版本、音韻的重要性,由此可見其用功之深、其為學之勤,讓人怎么能不心生敬佩呢?

     講座結束,有同學就漢賦的博物問題問康教授道:“漢賦里到處充滿了很多艱深的描寫,尤其是揚雄的《蜀都賦》,中國學生讀著都很頭疼,您是怎么看待漢賦中的博物現象?”康教授回答道:“就是因為難,有挑戰,所以我喜歡。”簡簡單單的“我喜歡”三個字,道出了其為學之純。《論語·憲問》中有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的感嘆,康教授不正是貫徹了古之學者的這種精神嗎!筆者也向康教授請教了關于漢譯佛典的賦體化方面的問題。康教授不但當場給我名片,還傳其資料以助我進一步深入學習,讓人怎么能不滿心感激呢?周裕鍇教授總結道:“清人陳澧說過:‘蓋時有古今,猶地有東西、有南北,相隔遠則言語不通矣。地遠則有翻譯,時遠則有訓詁。有翻譯則能使別國如鄉鄰,有訓詁則能使古今如旦暮,所謂通之矣。’康教授翻譯漢賦,不僅使別國如鄉鄰,而且使古今如旦暮,穿越時間和空間的距離,進行了一次隱喻意義上通往異域的完美旅行。”不僅如此,其用功之深,其考證之勤,其為學之純,無不給同學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讓人心里不勝向往之至。對接下來康教授的兩座講座,大家更是充滿了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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